2022-01-04 22:56:03|已浏览：1079次
我们的朋友 Betty 来自南方，性格开朗，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行业是一位新秀，前几年在北京一家NGO组织工作。Betty曾经与金编辑、我一起喝咖啡打发漫漫夏夜。
与我和金编辑一样，Betty也是听障口语者。她的双耳听力是110分贝，右耳人工耳蜗，左耳助听器，这种辅具佩戴模式称作“双模”。
在两种身份之间游走的Betty，既有城市设计师的专业，也有作为听障口语者斡旋的努力和无奈。
“老板曾经要求我会听会议录音，把会议纪要做出来。”Betty苦笑，“后来找速录解决的。”
句子短，事儿大。
“你的同事们都知道你的听力吗？”我问。
“知道。”Betty毫不迟疑。
在这个海归精英云集的 NGO 组织里，同事们大多了解Betty的听力，也会在工作上打配合。但职场很难一帆风顺。
Betty的直属上司毕业于国内985高校和常春藤高校，这份漂亮的履历，似乎多少能解释上司的性格特点——她学术能力很强，但在沟通时，共情能力和同理心要“薄弱一些”。
那个故事的完整版本是，上司在马拉松般的学术会议结束后，毫无前兆地要求Betty回听录音，将会议纪要“一字不落”做出来。
这个会议记录，即使让听常人来做，也并不简单。
这是公司和政府合作的项目，频繁开大型会议通报进度。上司指定Betty做会议纪要的那场会议，时间长，持续整整三天，人多事杂，线上线下联动——多人现场讨论的同时，远程同事也开着电脑视频讲话。
长时间、多人对话、背景嘈杂，对听障者都是恶劣的声音环境。因此，上司命令Betty时，那根微妙的弦轻轻拨动。
“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做到的。遇到这种不可能的挑战时，哪怕是丢脸，没面子，也要坚持拒绝，NO。” Betty说。
Betty明确拒绝上司的要求，同时提出替补方案——找速录员。
替补方案的第一个麻烦是，钱。
速录员转写离线音频，每小时200元人民币。会议长达3天，费用高昂。
Betty和上司争取说，如果不愿意花钱请速录员，这份会议记录也需要请听常人来做，否则风险太大，因为她的听力不好，做出来的会议记录质量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 最后Betty开门见山：“您是否能承受这个风险？”
上司妥协，经费由公司财务支付。
新的麻烦出现：录音转写难度太大，很多速录员不愿意接。一是里面很多人在讨论，二是还有人远程视频发言，三是有国外专家发言，四是背景杂音过多。
好在Betty有一位交好的速录员，对方答应帮忙，难题解决，上司和Betty也如愿以偿。
这个故事是主角们各退一步达成的皆大欢喜，可以改写成无数个版本，例如上司视角的“我为听障下属的工作方便，花钱请速录”，例如Betty视角的“我拒绝上司的工作要求，争取到速录员来帮忙”，例如我作为第三者视角的疑问“ 一个连专业速录员都认为极困难的工作，上司为什么要交给听障下属去完成”？例如第四者视角的平铺直叙“上司和下属在会议记录的沟通上达成一致，最终请来速录”。这里面可能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合理原因，当主人公Betty叠加上听障者身份时，又给双方关系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。
对当事人来说，它不仅仅涉及和上司的上下级关系，也牵涉上司对其工作能力的评价，以及可能的不利后果。在这层隐忧和压力下， 直接说“NO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说完“NO”之后，如何往前再多走一步，推进职场发展，也需要进一步思考。
听障者的职场困境，这个议题相当普遍，如何破解，仍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。因为它是无数个故事的集合，是一粒一粒沙子堆成连绵起伏的沙丘。
每个人的对策，都会因为各自的身体资本、社会资本、文化资本、心理资本乃至环境互动等等有所微调，最终，大家的破局点，甚至可能相去千里。
我们写下这个故事，不是试图给出标准答案，而是尽可能记录不同听障者的选择。
感谢Betty的经验，也祝福勇敢的Betty，在职场上继续走出新天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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